本文讲下在隐蔽战线上，有哪些真实的行为设定。内容包括有：接头暗号、示警暗号、单线联系、密写技术、交通员送情报、秘密电台、微型照相机、贩卖情报、营救、锄奸。

1、接头暗号

所有谍战剧中都会有地下党接头的剧情，而接头时就需要确认事先约定好的暗号。

最近看了一部新出不久的谍战剧，两个人接头的时候像对诗一样，来来回回好几句突兀的古诗词。这显然不是真实的设定，因为任何一个路过的人都会觉得这两个人很反常。

地下工作者真实的接头暗号，往往是利用动作和随身物品，说话要自然，而且尽量少说。电视剧《叛逆者》中顾慎言和老纪的接头就比较真实，两人各拿一张报纸，露出特定的页面。

电视剧《叛逆者》

报纸的确是当时常用的接头道具。比如，双方手里都拿着皮包和报纸，摆成特定的造型。

张国焘在回忆录《我的回忆》中，写过他从上海到武汉时的接头经历：

我和陈昌浩各提着简单的行李，走出码头的时候，天已近黄昏，码头外的要道上，有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，向我们投射了一个暗号，这就是顾顺章派来接我们的。

具体是啥暗号，他没有细写，但肯定是个动作。

还有一个例子，是李克农和刘伯承的接头。

刘伯承在南昌起义南下失败后，赴苏联学习，1930年初回到上海，与中央接上头后，被安排到武汉工作。

当时从上海到武汉的交通被封锁得很严，于是中央特科安排李克农用他的特殊身份护送刘伯承。

李克农传记中是这样描述的：

一辆雪佛莱轿车从远处驶来，停在公园边，从车内下来两个人，径直朝公园走来。李克农见状便朝这两个人迎面走去，当离这两人还有几米时，他止步摘下眼镜哈哈气，掏出手帕擦一下又戴上。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，表示身边没有“尾巴”，一切正常。当李克农和这两人相遇时一言未发，只是用眼神向其中一位熟悉的人— 李立三示意了一下，三人先后钻进车内。

这个暗号不是用来接头的，而是传递安全信息，但核心都一样：尽量别说话。

所以，当街对诗这种剧情，看起来挺潇洒，其实非常尬。

2、示警暗号

谍战剧中也会经常出现示警暗号。

还是拿《叛逆者》来举例子，裁缝铺（地下联络点）在被敌人查抄前，交通员及时挂上了示警暗号牌，后来老纪来到这个交通站，便知道出了事，没有再进去。

这是真实的设定，在此举两个例子。

一个是钱壮飞的。他在截获顾顺章叛变的电报后，第一个行动是安排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往上海，找李克农报信。这是大家熟知的故事。

而第二个行动，是他自己去给在南京的另一位同志报警，但没有见到人。于是钱壮飞在桌上放了一张用刀划破的地图，这是事先约定好的，意为“切断联络”的暗号。

第二个例子，完全就像是电视剧的剧情。

那是1930年底，特科的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在一所伪装的电器公司中授课。但这个地方暴露了，特务和巡捕突击搜查了电器公司，正在授课的两位老师和18名学员被捕。

其中一位老师叫张沈川，他是我党的第一位报务员。四科科长李强研制的第一台收发报机，就是经由张沈川操作成功。

据张沈川回忆，他们当时被集中看押在二楼，一名学员躺在窗边的床上，双手抱着头，然后借着假装翻身的机会，把窗帘的右角拉开了。而这，就是示警暗号。

因为这个暗号，好几位特科的报务专家逃过了此劫。

3、单线联系

单线联系也是谍战剧的常见设定。一旦这根线失联，这名同志就成了“断了线的风筝”，这就是高分谍战剧《风筝》的故事基础。

真实的情况中，有必要这样吗？

显然是有的，当时的斗争环境很恶劣，叛变投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，所以单线联系是基本的保密制度。

还是拿张国焘的《我的回忆》来举例子，他当时是坐一艘货船从上海到武汉的，于是记录到：

晨光普照的时间，船开出了吴淞口。这是一只货船，十几位客人都是水手们私带的“黄鱼”，我们这两条“黄鱼”，虽同是商人打扮，但又有点不像。

张国焘不知道的是，这条货船是特科的一条秘密交通线，船上有共产党交通员。四科科长李强是这样回忆的：

这条船的舵工，这位同志是宁波人，姓陈，名字我不知道，当时是不准问的。他做了很多工作，汉口买不到米，他买米来，过了芜湖，买了不少螃蟹。1927年我经常用它，到1931年还经常用它。后来顾顺章送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，坐的也是这条船。

所以你看，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，都不知道这个船工的身份。李强是特科四位科长之一，也不能随便打听对方的信息。

还有一个更具戏剧效果的例子，就是“叛徒白鑫案”。

白鑫叛变导致了彭湃、杨殷等四位中共高层遇害，后来他被特科红队成功锄奸，所以这个案子很轰动。

在锄奸的准备阶段，需要侦测白鑫的行动轨迹并寻找时机，协助特科完成这项工作的，是地下党医生柯麟。

上周提到过柯麟，他在北伐时期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军部医务处主任。而白鑫是黄埔四期毕业，随后加入了叶挺的第四军独立团，所以柯麟和他熟识。

白鑫很信任柯麟的医术，他在背叛后不久，患了疟疾，于是又去达生医院找柯麟看病。这就给了柯麟摸清白鑫行动轨迹的机会。

白鑫是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，直接领导是周恩来，但他完全不知道柯麟的共产党身份。这就是单线联系保密制度的重要性。

4、密写技术

这个也是真实存在的，和谍战剧中的差不多。

比较原始的方法，是用柠檬汁或橙汁写，然后用火烤来显影，或者用米汤写，然后拿碘酒一刷就出来了。

高级一点的就是用专门的密写药水。在我党的无线电台还未诞生之前，中央和各地的信息通讯，多依靠交通员传递的药水密信。当时中央秘书处还专门成立了药水处。

《潜伏》中的密写药水信

有了电台通讯后，密写药水就不太需要用了。但电台的开始往往要依靠药水。

大家可能听说过“豪密”，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本无线电通讯密码。因为是周恩来（当时化名伍豪）亲自编制，所以称为豪密。

把豪密从上海带到中央苏区的，是另一位第一代报务员：涂作潮。他当时就是把密码本内容密写在了白衬衫上，到达红军司令部后再“洗”出来。

5、交通员送情报

关于交通员送情报的情节，各种谍战剧里都会设计一些巧妙的方式。很多都是真实的，或者说，合理的。因为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。

举个真实的例子，大家就能体会了。

李克农的地下交通员叫宋季仁，公开身份是李克农家里的“佣人”。他们是怎么传递情报的呢？

首先，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的“同事们”心目中，建立起了一个有胃病、派头大的“人设”。

然后，大家对他的佣人经常来送饭这件事就见怪不怪了。

最后，“脾气很大”的李克农经常对佣人呼来喝去，嫌这嫌那，在这个过程中借机把情报交给宋季仁。

宋季仁会把情报放在送饭的锅里，然后到接头地点交给上级交通员。

这里有个细节，宋季仁送饭用的是锅，而不是饭盒。因为用饭盒有可能会被乞丐拦下来讨要剩饭，但端个锅不会，一般人不会用锅送饭。而对于李克农的“同事们”来说，看到李家佣人用锅送饭也不会觉得奇怪，因为李克农本来就派头很大。

所以你看，这考虑得也太细致了！

6、秘密电台

电台也是谍战剧中的常用“道具”。关于电台的剧情设定，可以总结为一句话：如何更好地把电台藏起来…

其实早期的电台藏起来很不容易，最关键的是，它还需要使用室外天线。伪装天线比藏电台更难。后来技术上改进了，但也需要在室内架设天线和收天线。

《叛逆者》在这个细节上是有BUG的，下面截图中这部微型收发报机，彻底没有天线。当时的技术，再怎么进步也不会没天线。

电视剧《叛逆者》

还有一个关于电台的剧情设定，就是敌人会用定向装置来侦测电台。

这也是真实的，而且很早就有这样的技术。1930年中原大战的时候，阎锡山和冯玉祥在上海设立的秘密电台，就是被定向装置破获的。

《隐秘而伟大》中的电台定向车

中共地下党的电台很少被侦破。原因和技术无关，这说起来有那么点“不可思议”，但一说您就明白了。

因为巡捕和特务是“打工人心态”，按现在的说法就是“朝九晚五”；而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不分昼夜，具有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。所以中共的秘密电台都是凌晨一两点开始工作，而国民党特务这时都在睡大觉。

其实吧，哪有那么多电视剧里天赋异禀、文武双全的地下党特工。共产党在隐蔽战线上取得的成果，靠的是严格的保密制度，超乎常人的意志品质和不怕牺牲的革命信仰。

当然，谍战剧里的艺术加工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7、微型相机

《潜伏》的最后一集，余则成用微型照相机获取了“黄雀行动”的潜伏人员名单。当时有这么小的相机吗？

电视剧《潜伏》

有的。最早的微型相机在1933问世，下面这款是1940年日本产的相机，和余则成用的很像。

中共地下党用相机获取情报，也是有真实案例的。

上周提到过绍敦电机公司的老板蔡叔厚，他是中央特科四科的。1932年到1935年期间，蔡叔厚用他的莱卡牌相机，把国民党的一份绝密月刊《兵工月报》，从未间断地拍摄了下来，密送给了党组织。

莱卡相机虽不属于微型相机，但体积也很小，是当时的高级货。下图是1931年出厂的莱卡相机，现在的拍卖价接近10万欧元。

8、贩卖情报

《潜伏》里，余则成夫妇有一个邻居，名字叫谢若林，他为中统工作，但同时又是个情报贩子。

这个人物也是有原型的，名字叫王松生，原来是上海的一个流氓，后来当了特务。他就经常贩卖情报，既卖给国民党，又卖给巡捕房。陈赓还通过这个人，挖出了一个出卖情报的共产党叛徒。

《前行者》中有一个基础设定，也是关于情报的：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范义亭有一部《忏悔录》，是他通过许多年时间收集整理的人员档案和秘密信息。所以各方势力都觊觎他的这套档案。

电视剧《前行者》

这个看似有点夸张的剧情，其实也有原型。

这个原型也姓范，叫范广珍，他也是法租界巡捕房的，在查缉班任职了10多年。

范广珍在执行任务期间，复制了所有搜获到的文件，连同被捕人员的个人信息、照片、手印等，编成了一本档案。这和《前行者》的剧情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没有保险库一般的档案室。

后来，范广珍把这套档案的副本卖给了汪伪政府的“76号”。而他自己又为军统服务，并成为了法巡捕房的华探长。一个纯粹靠贩卖情报发家的投机分子。

9、营救

特科的营救工作，很少有谍战剧中出现的武力营救。

上周的文章提到过：一科负责设立机关、布置会场和营救、安抚等工作。所以营救工作的责任大多在一科，也就是通过社会舆论、法律手段和疏通关系的方式来和平营救，而不是三科的武装行动。

《永远的战友》中宋庆龄营救邓演达

宋庆龄还于1933年营救过陈赓

因为现实的情况比谍战剧中困难得多，特科虽然不缺枪，但都是手枪等轻武器。而且特科成员也并不多，因为发展地下人员是件谨慎且严格的事情。

中央特科策划过的最大的武装营救行动，针对的是彭湃、杨殷等五位被捕的中共高层，当时组织了40多人参加行动。后来因为准备上出了纰漏，所以行动被取消。其实想想，40多人并没有太大胜算，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随随便便就能调动上百人的军事力量，还有重武器和铁甲车。

所以，最切实可行的营救方式是动用社会和经济的力量。比如两次成功营救任弼时，都是通过律师走的法律途径，还花了8000多元收买有关官吏。还有，若不是顾顺章叛变告密，被捕的恽代英也几乎被营救成功。

那么，这种营救方式就必须要有一个前提：身份没有暴露。

任弼时两次被捕都受到了严刑拷打，但始终没有暴露身份。恽代英被捕时故意抓毁了自己的面目，在狱中还留起了大胡子，也是一直没被敌人认出来。

还有一个“不输”电视剧的精彩故事，那就是对关向应的营救。

关向应当时是中央军委委员、政治局委员。1931年春，他到一个秘密交通站去联系工作，恰巧那里刚被破坏，于是关向应被蹲守的巡捕房密探抓获。但他身份并没有暴露，关向应声称自己刚到上海，是来打听亲友住处的。

密探把他押回了巡捕房，然后在他的住处搜出了一大箱文件。这箱文件里其实有几份重要的中共材料，一旦被发现，关向应的身份必然暴露。

好在巡捕房的英国人中文比较差，而华探的文化水平又不高，所以并没有发现那几份重要材料。同时，为了抢功，巡捕房又迟迟不肯把文件交给国民党方面，打算自己甄别。

陈赓得知这个情况后，就联系了上周文章中提到的杨登瀛，他是英巡捕房的“老朋友”。杨登瀛自告奋勇帮英国人甄别材料，还带了一位“专家”来帮忙，其实是二科的副科长刘鼎。

就这样，重要文件被刘鼎偷偷地一份份抽了出来，关向应的身份因此而被保护住了。最终，通过律师的运作，关向应在年底被无罪释放。

其实，刘鼎自己的两次脱险经历，同样颇具传奇色彩，而且两次都是在身份“半暴露”的情况下。

电视剧《少帅》中刘鼎见张学良

这次见面的渊源，始于刘鼎的被捕

刘鼎第一次被捕是在顾顺章叛变后的1931年10月，当时他在和一个国民党内线接头。所以，他的中共地下党身份是被确认的，但刘鼎坚称自己只是个传话的报告员。

顾顺章后来亲自审问了刘鼎，他虽在特科见过刘鼎，但并不知道刘鼎的具体工作，也不知道他还是二科的副科长（看，保密制度多重要）。于是刘鼎表现出很颓废的样子，还假意奉承：“你不在了，什么也干不成，我闲在家里无事可干。”

顾顺章听了很受用，于是对法官说：“他的事我都清楚，都包在我身上好了”。此后，敌人也就不再拷问刘鼎了。

第二年夏天，刘鼎夫人吴先清获准探监，带来了潘汉年的指示：可以用灵活的方式争取早日出狱。

所谓“灵活的方式”，就是可以假意和国民党合作，甚至借机直接打入敌人内部。

当时，康泽（复兴社创办人之一）正在以抗日为“诱饵”，招募在押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为国民党效力。于是刘鼎假意配合，在康泽的保释下出狱，被安排在报社做翻译工作，但处于国民党的监视之下。

不久后，刘鼎借着夜色，摆脱了监视，逃离南京。

之后，刘鼎计划前往中央苏区，但未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。途经赣东北苏区的时候，红十军团的方志敏得知刘鼎是留学回来的兵器专家，就向中央申请，把刘鼎留在了赣东北的兵工厂当政委。

1934年10月，红十军团受命北上抗日，不久后苏区被破坏，刘鼎在第二年再次被捕。

这次他声称自己只是个工程师，途经苏区的时候被红军俘虏。因为刘鼎确实技术高超，经常帮敌人做一些机械修理工作，所以敌人对他放松了警惕。

1935年秋，刘鼎再次逃脱。当时红军已在长征，刘鼎找不到中央，只能又回到上海。

上海的党组织虽然也被破坏得很严重，但刘鼎还是找到了有“老板”身份的蔡叔厚。蔡叔厚把刘鼎介绍给了亲共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。史沫特莱又把刘鼎安排住在了新西兰人艾黎家里，这一住就是将近一年。

1936年，张学良派人来上海找中共中央（他以为还在上海），于是对接上了刘鼎。刘鼎因此受邀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见面，为后来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打下了基础。

10、锄奸

《叛逆者》一开始就有一个关于锄奸的精彩剧情。

军统内部的地下党顾慎言，首先通过司机买的生煎包，了解到了叛徒被保护在了那个铺子附近。

然后他开车实地侦查，发现一个旅馆下面有军统的人，因为他抽的烟是军统特供的。

随后顾慎言把情报告知了上级，组织上便安排锄奸队把这个叛徒镇压了。

这是一个真实的设定，当时的分工就是这样：情报科（二科）负责摸清叛徒的行动轨迹，行动科（三科）负责锄奸。

最典型的例子就“白鑫案”。因为他直接出卖指认了彭湃等五位同志，导致他们被捕且身份暴露，并最终遇害，所以必须除掉。

探查白鑫行动轨迹的，有前面提到的柯麟，还有杨登瀛。杨登瀛以党务调查科（中统）特派员的身份直接到访了白鑫的藏匿处，是锄奸行动触发的最后一环。

这是一次定位精准，行动迅速的锄奸行动，白鑫被当场击毙，还打死了他的保镖和一个巡捕。藏匿白鑫的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范争波被打成重伤，弟弟被打死。

这起行动在当时的上海引起了很大轰动，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。

不过，需要指出的是，这类剧情虽然比较“爽”，但并不是特科的主要定位。

周恩来创办特科的思路，在格局上是力压国民党特务机构的，他曾反复强调：不许乱打叛徒，危害大的才打；不准打公开的特务；不准搞绑票。

所以特科的定位是服务于“政治斗争”，而不是执行“暴力行动”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不被老百姓误解，并且获得群众的支持。

这才是中共在隐蔽战线上获胜的核心所在。